结语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作用。上述三个阶段背后的共同动力之一就是工业化。1994年之前，工业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可以迅速切入本地市场，满足本地需求，而农村土地改革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可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乡镇企业崛起创造了条件。到了90年代中后期，工业品出口开始加速。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国际竞争体系之后，工业企业必须扩大规模，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来增强竞争力，同时需要靠近港口以降低出口运输成本。因此制造业开始加速向沿海地区集聚，大量农民工也随之迁徙。如今我国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产业升级要求制造业企业不断转型，充分利用包括金融、科技、物流等要素在内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所以各项产业仍然集聚在沿海或一些中心大城市。这种集聚促进了当地服务业飞速发展，吸纳了从农村以及中小城市转移出来的新增劳动力。这种新一代移民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很多"农二代"已经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更希望定居在城市。所以城市化需要转型，以人为本，为人们提供必要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

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地价和房价飞涨，也让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些累积的债务为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增加了很大风险。最近几年的供给侧改革，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而所谓"三大攻坚战"之首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那么这些风险究竟是什么？如何影响经济？又推行了哪些具体的改革措施？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扩展阅读

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杠杆撬动的飞速城市化，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如今站在新一轮改革的起点上，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2016）值得阅读。该书聚焦城市化过程中的"人"，主张扩大城市规模、建立更多人定居的城市，在不断推进中走向区域均衡与民生平等。北京大学周黎安著作的《城乡中国（修订版）》（2017）和东南大学学生的著作《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2014）也是理解城市化的上佳读物，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持不同见解。读完一本，读另一本，读者可以做自己的判断。

经济学近年来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不平等，优秀的论文和著作很多，对比较严肃的读者，我也推荐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2014），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差距做了卓越的分析。

关于大城市的发展、不平等和户籍制度等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李实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岳希明等写了一本导论（《21世纪的中国》）到（2015），解释了许多在中国——尤其也对我国收入差距的情况做了简要说明和剖析。

有关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与房价、居民收入的关系，有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文献，我做了以下推荐。

（20）此处数字来自普林斯顿大学迈恩和芝加哥大学苏菲的著作（2015）以及德国波恩大学三位经济学家的论文（Kuhn, Schularick and Steins, 2020）。

（21）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的报告（2019）。

（22）我国住房按揭资产证券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2019年末的美国数据也包含企业地产，按揭总量数据来自美联储，住房按揭资产证券总量数据来自sifma网站。

（23）此图设计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2016），我更新了数据。

（24）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2016），指出，发达国家的经济集聚和城市化还在继续。

（25）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部组、清华大学田志辉、中国人民大学陶然的论文（2018）。

（26）"地票"价格和土地供应相关数据来自重庆市前市长黄奇帆的著作（2020）。

（27）2017年发布的《住房或乡建设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28）2019年，国土资源部与住房乡建设部印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 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确定北京、上海、沈阳、南京、杭州、合肥、厦门、郑州、武汉、广州、佛山、肇庆、成都等13个城市为第一批试点。

（29）在居民户口制度下，原农镇户口居民基本不受影响，原农户居民可以继续保有和农村土地相关的权益（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且在社会保障方面向城镇居民靠拢。

（30）国土资源部联合五部委中央部委发布《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

（31）国家发展改革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32）世界银行定义的每天1.9美元的极端贫困线收入标准，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相当于每年444元人民币，所以我国2011年的农村最低贫困标准是每年2 300元，城镇的贫困标准调准则高于世界标准。

（33）全球人口按收入划到各国之间的分布，来自"全球不平等实验室"的报告（World Inequality Lab 2017）。

（34）基尼系数的数字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李实和朱梦冰的论文（2018）。

（35）城镇低收入群的平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2%，高收入人群为7.6%，高收入人群为8.9%。

（36）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樊越，易君健以及浙江大学张晓波的论文（Fan, Yi and Zhang,2021），研究了父母财富对于女的影响。

（37）房价和收入增长数据可参考引法尼亚大学方汉明等人的研究（Fang et al., 2015）。

（38）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部的报告（2020）。

（39）在沿海省份，"80后"人与其父辈收入的相关性，高于"70后"；但在内陆，这一相关性在"80后"与"70后"之间变化不大。这一发现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樊越，易君健以及浙江大学张晓波的论文（Fan, Yi and Zhang, 2021）。

（40）这一效应由已故的传统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提出，讨论其文集（Hirschman, 2013），他也讨论了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很多因素，如个人群体认同性与家庭忠诚度。

（41）数据来自哈佛大学切蒂（Chetty）等人的论文（2020）。

（42）子女入超越父辈的概率，称为"绝对流动性"。对我国地域对流动性的估计，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樊越，易君健以及浙江大学张晓波的论文（Fan, Yi and Zhang, 2021）；对美国的估计来自哈佛大学切蒂（Chetty）等人的论文（2017）。在本书写作之际（2020），中国"90后"才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收入还未稳定下来，数据也有待收集。

（43）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著作（2014）中详细分析了"库兹涅茨曲线"论的来龙去脉。世界银行的米兰诺维奇（Milanovic）在著作（2019）中描述了起起落落的"库兹涅茨波浪"。

（4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著作（2013）讨论了不平等的各种代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沙伊德尔（Scheidel）的著作（2019）指出，历史上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几乎都难以善终，最后往往以灾祸的方式和暴力收场。